可以看出，王夫之与王弼同样都是在讨论自然不可偏举之明数，但是，实有万物是王夫之的思维基础与起点，即：天下之万变。

总之，一旦我们把周人的社会理解为一种家族主义的社会，一旦我们以一种现象学的回到事物本身的方式，追本溯源地并单刀直入地切入这种家族的生命系谱本身，我们就会发现周人对家族伦理的理解与其说是单一的父系式或不完全的父系式的，不如说是一体两面而全方位的。溯其文本的来源，齐家自妻始的思想应最早出自《诗经•大雅•思齐》篇中的所谓刑（型）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一语。

同时，与这一思想相桴鼓的，是坚持夫唯孝者，必贵于忠（《忠经•保孝行章》），坚持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忠经•证应章》）的《忠经》一书自宋以来的长期流行，是所谓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所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所谓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等观念的畅通无阻，以及社会上愚孝、愚忠乃至为君死节现象的层出不穷。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白虎通•总论纲纪》），并把这种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的纲纪运用于人伦关系，则为我们得出了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结论。在其《潜书》一书里，和李贽一样他把夫妇一伦置于人伦之首的地位，唐甄称蓋今学之不讲，人伦不明。天之下于地，夫之下于妻者，德也，[18]以其更为看重夫之下于妻的德而非妻之下于夫者的位，在夫妻关系上再扬了孟子的德尊优于位尊的这一人本主义的雄辩。于是，与周人的伦理观形成鲜明对比，春秋以降，随着一种尊尊型的父子一伦地位的扶摇直上，一种双向度的相对主义伦理业已开始让位于一种单向度的绝对主义伦理。

按照王国维的看法，这种传子之制之所以优越于传弟之制，恰恰在于它既以父子之亲甚于兄弟之亲，而更忠实于家族血缘的亲亲原则，又以父子之尊甚于兄弟之尊，而更忠实于家族血缘的尊尊原则。一方面，基于《易传•系辞传》中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的思想，使焦循把《周易》的一切易象运动归结为两两相孚的情的旁通，他指出，旁通而当，情也。《外物》云：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

此无用乃是从现实功用层面对庄子之言的否定。[3]古籍：《老子》，《吕氏春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苑》等。更重要的是，人为最终要消融于物之自然之中，使得虽由人为，却如同物之自为一样，此所谓人伦万物，莫不自然(成玄英《庄子疏》，见郭庆藩，第694页)，这才是庄子有关人对物之作为的精义所在。于是，庄子超越有用与无用、材与不材及其之间的分别，使生命不至以其有用而遭损毁，不可因其无用而被伤害，世人既不得以无材而弃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陈懿典《南华经新解》，见严灵峰，1974年，第14册，第527页)，由此达到绝对的无用之境，因应人情世事的莫测变化。

[11]张默生，1993年：《庄子新释》，台湾天工书局。大樗不合规矩绳墨而无用于惠子，庄子用于规矩绳墨之外。

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相形之下，栎社树、支离疏等藏身于无用，而此则藏身于大道。与世俗处正是庄子的无用之言在现实人生层面上的发用。其大本擁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塗，匠者不顾

然则厕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深谙世人只知有用之用而昧于无用之用，在先秦诸子里最先也是最深刻地辨析了无用、不材等理论问题。如果庄子的无用之言仅仅停留在汪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层面上，不免有退回心灵的无何有之乡、逃避现实困苦之嫌。惠子以无用之树讥刺庄子之言大而无用，那什么是惠子所责于言的用呢？惠子现实上重政治事功，自许有全国家，安社稷(《说苑.杂言》)之能，理论上重视思想对于现实的实际作用，自视其言无小用而有大用，②其历物十事作为自然哲学(韦政通，第232页)，旨在藉名言分析和逻辑推论，研求天地万物之理，认为一切时间空间以及事物异同的区分俱非实有，从而推出天地一体之说，确立泛爱万物(钱穆，第214页)之义。

[7]韦政通，1986年：《中国思想史》，台湾水牛出版社。栎社树不同于《逍遥游》中的大瓠，大瓠是被惠子目为无用之物，栎社树的无所可用是其自身努力探寻的结果。

[12]《正统道藏》，1977年，台湾艺文印书馆。人的无用表现为生命对成为工具的拒绝。

庄子知天下沉浊，至言不止于众人之心，俗言大行于时，面对惠子的无用之嘲，自甘其言于无用之地。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如同无用之地容人自由行走一样，无用之言所启导的智慧可以引领人生因应物情世事的万端变化，寄迹世途而游心物外，从而逍遥于天地间。三、物的无用与逍遥庄子的物兼万物及人自身，成玄英早将庄子关于物的无用之论溯至老子(参见郭庆藩，第936页)，但老庄的分别当予廓清。化是人与万物的存在方式，万物万化，人与物只是以不同的形相委蜕嬗变于天地之间，人所称美的视为神奇，人所厌弃的视为腐朽，殊不知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如此万物齐一，意义均等。泛爱万物或许是惠子之言对于现实的大用。

以人而言，颜回往说卫君、叶公出使齐国、颜阖将傅蒯瞶等等，例皆以其能苦其生(李贽《庄子解》，见严灵峰，1974年，第18册，第113页)，有用竟成生命的祸患。笔者注意到，现学界多从生态哲学角度阐释庄子的无用之用，但生态哲学毕竟是因当今生态危机直接威胁到人及万物的生命存在而产生的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物的意义与价值的现代思潮。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跳出人自身的单极立场，以道眼观物，兼怀万物(《秋水》)，物各付物。匠石之齐章的栎社树不是一般的物，而是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有灵性的生命，是远祸全生之人的象喻。

适合于人的，未必宜于物。然而，惟有超越现实物用，才能领悟天地的真相，安顿有限的人生。

《天下》称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揭示儒家的仁义礼与人的自然性情所存在的深刻矛盾，暴露人的各种价值观念、判断标准、是非之争的片面性和非真理性，警醒世人当持守性命之真而不被世俗价值和文化传统所异化。一旦人妄作妄为，破坏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逍遥，人的所谓自由终将因失去潜在的基础与前提而幻灭。

在庄子看来，当此人世背离了大道，大道遗弃了人世，生命存在失去了真理性意义。进入专题： 庄子 逍遥游 。

与天地精神盘桓逍遥，游心于道，人不见其用，故谓无用。凡此看来离人最远的无用之言，却在讲述人生最本己的问题。

惠子则以鼎可以为饥饿的三军作蒸食的炊器，自喻其言无小用而有大用。人的逍遥不能离开物的逍遥而独存，当人把物仅作为利用对象时，人与物俱梏于实用。

庄子对单纯以物用需要来衡定物之意义加以反省与批判。成为工具即是对生命的伤毁：成为工具的多种可能性，意味着生命受到显在与潜在的各种谋划，具有受到当下或未来的多种可能的伤害毁损。浮遊江湖遂成大瓠的无用之用，用物的无用之用便是庄子用大的精意，如此不设成心，随物为用，乃能尽逍遥之趣(张之纯《庄子菁华录》，见严灵峰，1974年，第41册，第9页)。一定意义上，寓言重言也可涵括于卮言之中，如此则庄子全书无一不是卮言(张默生，第16页)。

容足之外的无用之地正可任足自由行走，这便是无用之地的发用。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

[11]张默生，1993年：《庄子新释》，台湾天工书局。庄子戏惠子拙于用大，似乎意味着自己善于用物之大。

既不会如大瓠以无用而遭剖击，也不会如栎社树因无用而让人叹美，如此世人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老子》五十六章)。只关注物理世界(参见朱前鸿，第82页)，不重人的心智情慧(参见钱穆，第214页)。